风雪夜 黎明情

中国航发黎明　贾金莉

中午时分，白蒙蒙的天幕突然下起了雪，是那种又大又薄的雪花，稀稀疏疏的，玉蝶般一片片自天空翩然而下，很美很诗意。那是1986年12月初的一场雪，也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意义上的沈阳的大雪。

那时，上班才几个月的我作为一名《黎明》报的见习记者在印刷厂实习，负责报纸的校对。那天赶上出大样，下午很忙，负责给我改版的是个小伙儿，将东北二人转里那些调侃刁难全用在我身上，使我活干得又累又憋气。傍晚时分，天变成了铅灰色。我发现此时的雪已改变了中午温婉美丽的形貌，变得异常凶猛，雪片变小了，却下得又疾又密，浓浓的雪被凛冽的北风吹卷成了厚重的雪团。

加班到晚上七点多，我骑着自行车辗压着厚厚的积雪往厂外走。没出小北门，车就蹬不动了，我只好下来推着走。此时的自行车已经从代步工具变成了行走的负累。年轻的胃肠对饥饿格外敏感，此时我腹中已咕咕作响，想来独身食堂此时已人去楼空了。我推着车来到位于培训中心北侧的五七食堂，花两角五分钱二两粮票吃了一碗肉丝面。肉丝面的热气也没能让我暖和过来多少。吃完刚一走出门，我感觉自己又被无边的寒冷吞没了。我取出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锁了。扭，不开；再扭，还是不开。我掏出手绢，将车锁上的雪花擦净，使劲扭，还是不开。不知努力了多久，我感觉手已被冻得完全僵硬了，口罩边呼出的热气在刘海儿上冻成冰凌，刮得脸生疼。看着漆黑的夜空和无穷无尽的雪，我绝望地一下子把自行车推倒，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周身的寒冷，雪夜的无助，在印刷厂里受的窝囊气，初次离家几个月来的孤独，都化作哭声和滚滚而下的泪水。

“咋的了？”不一会儿工夫，我的身边就围上来四五个人。一个大姨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当得知我是黎明公司的职工时，她说：“我是41车间的，姓王，有啥事跟我说，都是黎明人。”听我哭着说完情况，一个刚从黎明职工学校上完课的小伙子，帮我扶起自行车说：“我是黎明50车间的，用不用送你回家？”一位大叔模样的男同志，从蓝色大袄棉的口袋里取出烟和火柴，熟练地拆下烟盒卷成纸卷，用火柴点燃，烘烤着我自行车的车锁，一会儿工夫，车锁“咔”地一声打开了。他的老伴将自己红黑小格子的棉袖笼给我戴上——里面热乎乎的，她自己将手揣到棉大衣口袋里。

大叔帮我推着自行车，两口子一起送我回独身宿舍的“家”。交谈中得知，大叔姓尹，是黎明厂29车间的。他们刚从父母家吃完晚饭回家，路上遇到了我。尹师傅说：“你一个人离家那么远，不容易啊！咱都是黎明职工，以后有啥事儿就说。”在独身宿舍门口，他老伴将两个混合面的酸菜馅大包子塞给我，让我放在暖气上明天早上当早饭——这是老人让他们带回家吃的。看着我走进了独身宿舍的大门，他们才离去。

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冷的雪夜了。从那以后，再大的雪、再黑的夜也没有使我绝望过。因为那一夜，几位素不相识的人用质朴的爱，将我年轻而孤独的心，深深地暖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