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瓦里希”来了

刘琳
　　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与苏联的援助是分不开的。苏联把先进的歼击机生产权转让给我国，还派来了大批专家，这其中有列宁勋章和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有博士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大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丰富的技术知识和经验。
　　从苏联专家那里，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很快地学会了从设计到建设现代化航空工厂的全套本领，初步掌握了现代化工业的管理方法，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苏联驶来10074号专列
1951年初夏，一列列车从苏联驶抵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它的目的地是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沈阳。这趟列车不是普通的客车或货车，而是一列特殊的战地修理列车。
　　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沈阳的空军五厂（航空工业沈飞前身）临危受命，承担了志愿军战机的修理任务。工人们一边准备、一边开工，一边修建、一边生产，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飞机、发动机的修理工作。
　　在修理列车到来的这一年元旦，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率领一支代表团远赴苏联，为我国未来航空事业发展进行一场重要的谈判。因为此前国家已经决定：依靠苏联援助建设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
　　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叮嘱代表团，中国的航空工业是要靠苏联的帮助来建设。你们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对于空军五厂来说，这次谈判也正是工厂急需修理技术的关键时刻。
　　1951年1月末，谈判基本达成协议，2月19日进行了草签。之后，拟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的段子俊留下来，又与苏方议定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确保在两个月内能够开始修理飞机、发动机，苏联先从空军部队抽调一列修理列车来我国。
　　这列列车如同一个流动工厂，详细地分为飞机、发动机、仪表特设、电镀、热处理等车间，还专门配备了主任、技师、机械师。列车原本是专门修理苏联空军的活塞发动机战斗机（雅克-11、米格-9、拉-9等机种）及其发动机的，设备齐全，无论是大拆大卸、大修大换，还是小修小补都不在话下，同时也可以进行发动机镗缸、研磨活门、更换涨圈、镀铬和野外试车，真可谓是“小而全”，技术相当全面。
　　列车长成了厂长顾问
列车到厂后，列车人员从火车上的办公室搬到了厂房里，修理设备也根据需要和工厂情况逐步搬下火车，运到厂房里安装起来。车上的人员成了修理技术顾问，列车长尼古拉耶夫就作为五厂的厂长顾问，为厂里草拟了一套机构设置，以及能适用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建议。根据这个编制，将苏联军官分配到了各修理车间任顾问，厂里组织整套人员向列车人员学习。
　　虽然他们的列车工厂规模较小，但是有作业计划，有技术组织措施计划，每天有作业会议，有施工（工艺）规范，有派工单，厂长有经济分析会议等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因此，他们的工作效率比较高，工作有条不紊。而且，当时他们就实行了成本核算、经济管理。
　　那时，机场跑道随时传来喷气式战斗机频繁起落升空作战的声音，工厂里铆钉枪声此起彼伏。生产、战斗的第一线充满紧张、严肃的气氛，职工情绪振奋，生产积极性高，工作协调有序。
　　与此同时，职工和苏联朋友也不乏活泼、友好、幽默的交流。有一次，一位苏联士兵问起五厂职工：“嘿！达瓦里希（同志），你知道哪里可以买酒吗？”五厂职工回答：“我真不知道。”那个士兵一本正经地说：“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活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短短几个月里，列车就修理了雅克-11、米格-9等飞机38架，АШ–21、АШ–82ФН等发动机105台。1951年9月3日，修理列车来到中国四个多月，中苏两国补签了租用一年修理列车的正式合同。
　　1952年7月合同到期，苏联修理列车全体官兵回国。回国前，航空工业局领导专程从北京赶到沈阳欢送他们，在沈阳南站前的一个餐厅举行了欢送宴会，段子俊代表航空工业局向他们颁发了奖章和纪念品。
　　“中国工人哈拉绍”
在沈飞的史料里，收藏着这样一张照片，是在公司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拍摄的。照片上两位戴礼帽的苏联专家，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与苏联专家并肩拉车的还有一位中国人，他是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吕鸿安。这幅照片生动展现了当年苏联专家对112厂无私的援助。
　　当时的厂长熊焰在回忆中写道：“1951年7月1日至9月5日，苏联派来了以总工程师顾问格涅辛为首的航空工业专家组。我记得当时工厂设厂长和总工程师。这时我们都不懂工厂管理，每天夜晚格涅辛都为我们干部讲解他提出的工厂职能机构表，讲解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讲解车间之间的工艺流程等。”
　　苏联专家到厂后，首先抓的就是机构建立，逐步建立健全一个飞机制造厂应有的职能机构和生产车间。其他专家则根据所长负责锻造、铸造、机械加工、装配、检验、X光、计量、计划、财务等方面的授课。这些课程让迷茫的工厂人员如拨云见日，对飞机修理厂的轮廓有了了解，也获得了本职岗位工作开展方法的基本知识，工厂工作开始走向秩序化、正规化。
　　工厂成立了向苏联专家学习委员会，每两周检查一次学习情况，规定全厂每周要抽出6~8小时作为专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时间。苏联专家也非常重视干部职工的技术学习，他们乐于而且热心地为职工讲技术课，还进行定期考试，和中国工人打成一片。教的愿教，学的肯学，收效很快。1952年4月，厂里就试制成功了13号机（米格-15）前起落架，这是中国掌握制造技术的一个突破，还受到航空工业局的通令嘉奖。
　　苏联专家对中国职工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很高兴。有一次，厂里有位老工人，凭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把一个按工艺规程要求必须在精密设备上加工的复杂零件在普通床子上做出来了。车间的苏联专家高兴得把这位老工人抱了起来，连呼“哈拉绍（好）”，还特意拉他去喝了一杯酒，表示祝贺。
　　如今，沈飞还流传着不少苏联专家在112厂时忘我工作的故事——
　　苏联专家卡尔金一夜未睡，只为同工人一起制造钣金车间第一块侧壁蒙皮；顾问米特洛凡诺夫在炎热夏季，汗流浃背地手把手挨个儿教工人焊接前起落架和炮架……
　　还有苏联专家，在沈阳期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专家阿布拉莫夫在镁合金车间工作时，突然感到心痛胸闷，下午1时乘车去市内专家招待处看病，但他突然想到自己当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3时又返回车间继续工作到下班。由于过度劳累，他在第二天凌晨因心肌梗死病逝。
　　工厂对苏联专家的关心和照顾也十分周到。为了增进专家和职工的友谊，除了固定逢年过节与他们举行联欢外，还组织全厂领导干部与专家一起游昭陵、野餐，举行文娱活动和球赛，专家们都很满意。慢慢地，厂领导发现，专家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很是好奇，就在国庆节、春节时邀请专家到家里做客，以致苏联专家回国时，和厂里的干部、工人们难舍难分。
　　从1960年开始，苏联政府决定停止对华援助，从而中止了对中国航空工业的物资和技术援助，提前撤走了专家。
　　不可否认，苏联专家和苏联援助对中国航空工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五”（1953~1957年）和“二五”（1958~1962年）计划期间，援助了航空工业一批重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