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喝醉了”

歼8飞机的试制工作虽然在“文革”时期遭受到干扰和破坏，但是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在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采用设计与生产搭接的办法，实行“三结合”，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成功试制出零批歼8飞机，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歼击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因为已经有过歼教1试飞的经验，顾诵芬对于歼8试飞工作很早就开始了考虑和准备。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首飞成功，“大家当然很高兴”，但顾诵芬悄悄离开了人群，没有去赴“庆功宴”。他在思考着以后试飞试验中有可能遇到的新问题。

果不其然，问题出现了：飞机速度达到马赫数0.86时产生了强烈的跨声速振动。

飞机无法超声速，成为前进道路中的一只拦路虎。为排除这前进过程中的障碍，顾诵芬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他带领一所参研人员认真仔细地分析、查找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1971年，歼8飞机实现了M数2.2、最大升限20千米的设计指标，但振动并没有完全排除。在试验和争论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顾诵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乘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观察飞机的振动情况。

在歼8研制、设计、试验和试飞过程中，顾诵芬与试飞员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心之上的，他们之间有着战友一般的相知、相亲、相敬和相互信赖。

顾诵芬的这一举动，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李天回忆：“乘歼教6飞机上天，要同歼8飞机保持近距离等速飞行，有时偏离要有4~5个过载机动才能保持姿态，这对一个年近半百、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人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但顾总当时决心已下，先是取得试飞员鹿鸣东的支持，然后又说服了领导、背着爱人，前后3次乘歼教6飞机上天，在不同高度、不同速度及不同方位上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贴毛线条显示的流场情况。直至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终于发现是后机身机尾罩与平尾后缘根部形成的锐角区造成了气流严重分流（该区毛线全部撕掉）所致。”
顾诵芬回忆：“歼8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是一点一点解决，最后得到结果。”

1980年3月，航定委批准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1986年2月生产定型。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前前后后经历了21个寒暑春秋。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21年是一个太长久的概念。1964年，34岁的顾诵芬以副总设计师的身份参加到歼8项目中，为歼8飞机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与歼8飞机共同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原因，负责歼8总设计师工作的主帅在研制设计工作启动之初相继离去，歼8飞机的设计团队遭受了一次次打击。1972年，顾诵芬接过帅印，带领着这支队伍挺直了腰板，坚定地沿着崎岖坎坷的道路前进。

1979年年底，歼8飞机白天型完成设计定型工作，那是21年历程中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成为顾诵芬终生难忘的一段记忆：

“那天，我喝醉了。

定型会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招待会，就是在112厂办公楼对面的二楼干部食堂，大家一起吃饭。首飞试飞员尹玉焕也来了，他是很能喝酒的，但用的不是酒杯，都是大碗喝，也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吐得一塌糊涂。当时也没有小汽车什么的，晚上吃完饭要回家了，我们管行政的副所长赵国庆清点人数，找不到我了。那时，我正在厕所里吐呢！”

顾诵芬不喝酒，但那一天，他用的是大碗——喝醉了。

这是歼8飞机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辛勤劳动得到国家、军队正式认可后的骄傲和兴奋，也是所有参与研制工作的人们实现久盼心愿后的欢快和豪放。不会喝酒也不善于表达激情的顾诵芬，开怀痛饮，这是他在自己的飞机设计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

顾诵芬以一种淡泊、宁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诙谐的话：“歼8可以说就是这样连滚带爬定型的。”

（本文摘编自《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