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亚“山度士”系列 阿尔伯特·桑托斯
查尔斯·林德伯格
Lindbergh原型表机林德伯格提供给浪琴的设计图、签名
B-Uhr观测表
劳力士格林尼治GMT-Master
IWC万国大飞行员系列
卡地亚Santos：首开现代腕式航空时计先河
1901年10月的一个下午，著名巴西飞行员阿尔伯特·桑托斯·杜蒙（Alberto Santos-Dumont）试图从巴黎外围的圣克卢起飞，驾驶他的全新Santos六号飞船环绕埃菲尔铁塔一圈，并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原地。这是桑托斯在他五号飞船坠落之后的再次试飞，整个过程中不乏惊心动魄的小插曲，不过诸多难题都被睿智而沉着的桑托斯一一化解。当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传奇飞行员走下他的飞行器，在空中一直没有机会查看怀表时间的他被告知，他的成绩比规定的时间超出了40秒，因此挑战失败。
当晚，有些失落的桑托斯与挚友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的创造者，大家熟知的那个珠宝品牌）像往常一样在马克西姆餐厅聚首，桑托斯告诉路易·卡地亚，当时他在双手必须控制飞船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拿出怀表确认时间，导致试飞失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是这次晚餐聊天，点燃了卡地亚革新时计的创新之火。
1904年，卡地亚以创新性设计解决了这位飞行冒险家的难题，这便是第一枚现代意义上的腕表，卡地亚以好友之姓命名其为Santos（航空界称为桑托斯，钟表界称为山度士），让桑托斯可以在双手操控飞机时还能确认时间，从此陪伴着这位伟大梦想家的每一次探索与飞行，由此，卡地亚传承至今的“山度士”系列腕表诞生。作为第一款专为手腕佩戴而设计的现代腕表，Santos腕表采用了当时在制表领域罕见的皮表带，将佩戴者从怀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浪琴Lindbergh Hour Angle：航空导航的先驱
上世纪20、30年代，一战结束后，在战争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航空业也开始进入黄金时期，各种机型层出不穷，先驱者们前赴后继地向天空的极限发起挑战。他们在短程飞行中还可以通过目视地标来大致确定方位，从仪表板上的简易时钟估计飞行时间和燃油消耗量，但在跨昼夜的长距离航线上就需要以更精准的时间测定来辅助导航。早期的飞行员通常会找工匠把怀表焊上耳扣，穿起皮带或金属链，当成临时手表来用。大尺寸的表盘让飞行员在颠簸和振动之中也能看清时刻，加长的表带可以把表直接绑扎在厚重的外套上。而这种笨拙的做法最终被浪琴（Longines）改变了。
从1919年起，浪琴就为国际航空联合会（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Federation）提供官方计时工具，并参与见证过一系列著名的飞行探险活动，如1925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罗卡特利在北极地区的飞行、1926年瑞士人沃尔特·米特尔霍泽从瑞士飞到伊朗等。1927年5月20～21日，美国“孤鹰”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又译林白）独自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从纽约直抵巴黎，创下了单人首次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壮举。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历时33小时30分钟，也是由林德伯格所佩戴浪琴表记录下来的。
成名之后的林德伯格希望能用上更适合飞行的手表。根据天文导航的经验，他对所用的浪琴表进行了改进设计，并把设计草图交给浪琴公司。1931年浪琴制作出符合林德伯格要求的“时角表”，表面直径达47.5毫米，表盘和表圈上有多重刻度，同时指示格林尼治时间和对应的时角（Hour Angle，天文坐标系上代表经度），中央表盘和外表圈还可以手动旋转用于调校时间。飞行员按照刻度读数进行计算，再结合六分仪及天文历，就能够随时确定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了。
B-Uhr观测表：军用制式腕表的发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被迫承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责任。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瓜分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索要了巨额的赔款及其国内仅剩的战略物资。德国不得不将军队缩减至只能进行自卫的规模，拆解掉剩余的大型舰只，空军则是完完全全地撤销。这一切都为了确保这个国家日后不可能再有报复的能力。
所以当1935年纳粹彻底掌管了德国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时，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想重组一支足够挑战全欧洲的军队，其第一步便是拥有能对周边所有国家实施打击的空军。尽管《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和发展大型航空器材，但各种带有半军事性质的民间飞行俱乐部及滑翔机培训中心却遍布全国，从这些机构走出来的熟练飞行员为纳粹空军的建立铺下第一块基石。
同年3月，第三帝国航空部（Reichs-Luftfahrtministerium）收到一份希特勒特地授权的电文，内容是命令该部门尽快召集人手设计一款全新的飞行腕表，并明确标注“适用于大规模发放目的”。
这一点意义非常显著，因为以往的战争中飞行员所佩戴的腕表都是自行单独采购的，从未有过统一发放的情况。帝国航空部不敢怠慢这个命令，他们迅速搜集了大量有介绍飞行时计的专业航空报刊，并找来当时最专业的评测人员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款式。经过对比，帝国航空部认为浪琴在1931年为美国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量身打造的“Lindbergh Hour Angle”是最佳的参照方案，也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那块表。
短短的三天两夜，德国人就考虑清楚新式腕表必须有的种种特征：
首先表盘得够大、够醒目，直径不得小于55毫米，飞行员只需随意扫一眼就能看清读数；
机芯要采用走时精准且抗摔抗震的宝玑（Bregeut，钟表界称之为宝玑，航空界称之为布雷盖，Bregeut也是同时跨钟表和航空两界的传奇存在。）平衡游丝结构，再加上防磁处理，从根本上杜绝飞行过程中的故障可能（这一点也被之后的所有飞行表借鉴）；
要确保所有佩戴者之间的读数差异尽可能缩小，得加入某种能将秒针归零到正点位置的结构，方便各机组发起作战任务前统一对照时间；
此外还有表盘采用深色表面、数字则用浅色阿拉伯数字式、表冠尺寸加大到能不摘手套也可以轻松调拨、表带加长以能直接戴在飞行夹克袖管外等别出心裁的设计，让这款飞行表完全有别于当时世上存在的所有同类型产品。
被 命 名 为“B - U h r”（Beobachtungs-uhren，直译：观测用腕表）的成品于1940年递交到赫尔曼·戈林的桌上，虽然没赶上闪击波兰和入侵法国的轰炸行动，但此前已少量发放部分机组进行测试。有了戈林的认可，B-Uhr 开始正式生产。
1940年，德国经济部要求多家制造商生产B-Uhr。在一份规格表中，航空部对这些手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B-Uhr被给予了“FL 23883”官方编号，“FL”是德语飞行员的缩写，这个编号表明它是一个导航装置，并印在与表冠相对的一侧。每一块腕表在出厂前都经过官方检测机构的检查，并提供机芯证书。实际上关于B-Uhr标准的技术标准繁杂而冗长，按照此前海军天文台Rapsold博士与F. Spiess的研究成果，军用精确计时器至少应有如下基本特征：
1、在任何状况下都容易分辨识别的表盘与表针，尽可能省略妨碍操作与观测的各种修饰与附件；
2、便于使用者操作与维护；
3、表体在各种姿态的加速度变化条件下能够快速地恢复正常运转状态；
4、在零下20摄氏度的条件下仍能可靠地工作；
5、在上述2和3的条件下均匀稳定的运行。
上述的最基本特征也是我们今天包括飞行表在内的各种飞行仪表系统最基本的特征。
当时一共有五家制造商生产B-Uhr观测表，其中4家德国厂商和1家瑞士厂商。在尺寸和表盘设计上，各家厂的B-Uhr表几乎没有差别。五家制表厂分别为：A. Lange & Sohne（朗格）、Wempe（万普）、STOWA（Walter Storz）（司多娃）、LACO（Lacher &Co.）（朗坤）、International Watch Co.（IWC万国）。
整个二战期间，B-Uhr表生产超过两万块。随着战争的发展到后期，各表厂的生产已处于艰难境地。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本土东部的萨克森，离萨克森首府不远的格拉苏蒂小镇就是德国当时钟表生产的中心。苏军很快就抵达了格拉苏蒂镇。作为在沙俄时代就为沙皇贵胄们提供怀表的朗格，其品牌在苏俄声名远播。苏军占领格拉苏蒂之后，多家制表厂商被没收，许多德国历史上的钟表品牌由此消亡。朗格和当时另一家为德国空军提供航空时计的品牌——格拉苏蒂原创，一同被苏军没收全部资产设备，工厂技工随没收的机器设备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为苏联建立自己的钟表和手表工业。万普、STOWA和朗坤位于德国西部，虽说逃过了被强迫迁往苏联的命运，但是战争的破坏也使这三家元气大伤。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两德合并，朗格和格拉苏蒂的后人们才恢复了这两个品牌，重现了两个品牌的王者地位。而位于瑞士沙夫豪森的IWC万国则独享战争红利，万国在战争期间不但为轴心国生产军表，也为同盟国生产军表。作为B-Uhr观测表战后的存续生产商，万国在B-Uhr的基础上，发展出IWC万国大飞行员系列，也就是爱表人士常称的“大飞”，此款表至今依然是万国系列里的扛鼎之作。
劳力士格林尼治GMT-Master：寰球飞行的代表
二战期间，各家腕表也在迅速成长。各个腕表品牌在这个时代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了产量上。几乎所有的知名品牌都参与了军用手表的制造，例如浪琴、劳力士、欧米茄、万国等。另一方面，朗格、格拉苏蒂、沛纳海、朗坤则卷入了轴心国阵营（德国、意大利）。成王败寇，伴随着战胜一方的品牌脱颖而出，德国意大利这些品牌则一度沦落。尽管在二战期间同盟国的飞行员也有佩戴劳力士“空中霸王”腕表，但反响平平。螺旋桨时代劳力士并未出众，随后而来的喷气式时代，劳力士的一款航空手表则注定要大放异彩。
20世纪中叶，随着喷气式飞机的崛起，加速了国际航空业的蓬勃发展。但由于飞机会在短时间内跨越不同的时区，让航空从业人员以及飞机上的乘客很难掌握起飞、降落地点的准确时间。为此，泛美公司向劳力士公司提出请求，为其研制一款跨时区使用的计时腕表。
泛美航空方面派出了本身也是二次世界大战英雄的著名机长Frederick Libby来提供技术上的咨询，而当年劳力士的公共关系主管Rene-Paul Jeanneret则构思了在表圈上加上一个可旋转的二十四小时表圈，并在面盘上多加一个指针来指示第二地时间的构想。
从此，劳力士在专业腕表领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门类，并于1955年推出了蚝式恒动格林尼治型腕表（O y s t e r Perpetual G M T Master，GMT即指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它在传统大三针的基础上增设了一根时区指针，配合24小时的红蓝双色表圈（俗称“百事圈”，借指采用了类似百事可乐的红蓝配色），让经常往来于各国的商务精英们可以方便地读取两地时间。
1956年，格林尼治GMTMaster成为泛美航空的官方指定时计，公司配发GMT-Master给每一位高阶主管、机师和领航员。
1959年，当泛美航空开通了第一条连接纽约和莫斯科的跨洲直飞航班。当时的机组人员统一佩戴了蚝式恒动格林尼治型腕表，从此之后，劳力士的格林尼治型便成为了整个北美民航业领导层的官方腕表，并受到了机长们的广泛认可。
当然这么出色的航空时计并不仅限于航空界的热捧，许多名人也都喜欢佩戴劳力士格林尼治GMTMaster，如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也因工作需要（同时关注古巴、美国和莫斯科时间），使用过劳力士格林尼治GMT-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