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腾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基础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建立能源与工业品生产体系和生产能力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以提升物资产品流通与人员流动能力为主要目标；目前所处的第三阶段以推动信息治理、产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是我国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建设工程，包括信息治理基础设施、产业治理基础设施、国家治理基础设施三个领域。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新基建”概念2018年就已提出。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被首次提出。而今年，在诸多内外因素共振，新基建以完全不同的力度进入实施阶段，再次被提到新高度。国家层面仅20天内4次提到新基建，今年25个省市项目计划加起来，可能有34~40万亿元。但这是多年投资的总和，而且不是都由政府出资。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也让其成为近期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热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20年3月4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根据相关报道，“新基建”最可能集中于7大领域：一是5G基站建设（5G板块），二是特高压，三是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基建和高铁），四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五是大数据中心，六是人工智能，七是工业互联网。

普遍认为新基建包含了两个口径，一个是旨在创新的窄口径狭义新基建，主要包括以科技产业升级为核心领域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网络安全、云计算等；另一个口径是宽口径的重在补短板的广义新基建，除上述狭义口径包含的领域之外，还包括轨道交通等交运短板、核电等能源短板、垃圾回收处理等环保短板、医院养老院体育场等民生短板等领域。结合来看，与“旧基建”相比，“新基建”的特点在于支持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针对“旧基建”进行的补短板工程。新基建更加侧重于突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都体现出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大趋势。而且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末，我国共发行了10829亿元专项债，且资金全部流向基建领域。从专项债流向看，新基建占全部基建的比例约为24%左右，子行业中轨道交通是主要发力点，而5G、大数据等狭义新基建的比重并不高。从PPP数据看，新基建占比约为22%，轨道交通、园区开发的占比最高。结合来看，狭义“新基建”的占比相对偏低，仍需政策发力以促进其持续发展。从PPP数据看，新基建占比约为22%，轨道交通、园区开发的占比最高。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特别强调，要“有效扩大内需”“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扩内需，基建也将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投资中，疫情对制造业造成的冲击需要时间来恢复，部分被淘汰主体的投资缺口需弥补；房地产投资重在“稳”字为先，对冲作用也将有限。因此，基建投资不可避免需承担更多经济托底作用，预计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建设或迎来投资高峰期，其他重大基建补短板项目发力也值得期待。

如果把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称为“旧基建”，那么，旧基建的主战场是在“地上”，而新基建的主战场则在“云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服务机器人在医疗、配送、巡检等方面大显身手，儿童陪伴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等家用服务机器人亦加速落地。随着包括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基建”按下快进键，双重因素叠加，服务机器人市场正迎来新的发展新机遇。

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释放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