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斌

凶猛袭来的新冠疫情叩响了新年的大门， 平常年头，该工作的早已经走了，该上学的也都该踏上旅程了。而我本来2月2日的返程计划，随着航班的取消、酒店的劝退和村支部的通知，我第一次退了票。

2月5日一大早，公司通知复工，收到消息的我先是愣了一会，然后赶忙搜索返程的办法：航班没有，甚至连机场附近的酒店都全部停业了，只能定了2月9日的高铁。

然而，两天时间也没有找到出村子的车， 没办法我爸只能借了叔叔的摩托车带我出村， 我妈也坚持要送我到村口。到了村口，两根腰粗的木头横在路口，村支部的工作人员急忙迎了上来，说明情况之后，放行。大概走了40分钟，到了第一个防疫站点，一个看着我和年纪差不多大的志愿者告诉我要去镇上开证明才可以通行。交涉了一番，爸爸说话语气有些急躁，我拍了拍老爸的肩膀拉着他的胳膊往回走，走了没几步，那个志愿者喊了一声跑过来告诉我，现在就算有证明也出不去，具体什么时间放行也说不好。

就这样我第二次将返程的票退掉了。隔了几天，公司通知宝鸡不让外地员工返回， 于是复工日期又变得遥遥无期，这一次心中的焦急多半是工作原因，单位已经复工了， 各项工作本应按计划开展起来，而现在因为我无法复工，一些工作只能搁置，想着诸多工作因为我拖了节点，甚至给领导同事带来额外的负担，心中便徒增几分焦虑和无奈。

返程

2月16日早晨再次收到复工通知的时候， 心里就更镇定一些。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一下午的时间，我妈四处帮我找口罩，爸爸则千方百计地咨询过关手续，而我只能紧盯着车票和机票的信息，一下午的时间除了确定了到镇上开证明的流程，其他都没有确定。

第二天中午，好像一下子事情变得顺利了起来，口罩的和车的事情都有了着落。当天下午我和爸爸到村支部开好了证明。18日一大早乘着村里统一出去买菜的车到镇上， 辗转了防疫中心、镇中心医院和镇政府，终于将出行证明开好了，我也安心地定下了2月20日前往沈阳的火车票和2月21日的机票。

临别之日，妈妈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早饭， 将家里所有的青菜都炒了，氤氲的烟火气息中夹杂着她的唠叨。吃完饭，“唠叨大军”又增加了我爸，也不知道唠叨到哪里时，接我的车到了。有了证明，一路畅通，过了村口的和通往市里的三道关卡，一路登记、查口罩、测体温，终于到了火车站。原本喧闹的火车站，此刻异常安静，候车室明明有很多空位， 却在四周站着不少的人。

上了火车才发现车票是隔着位置出售的， 大家也颇有默契地排队去洗手，早早地躺下休息了，一路睡到沈阳。凌晨的沈阳站稀廖的人们都行色匆匆，我也低着头搭车到了酒店。

到了酒店，酒店的防范规格比我想象中的高很多，无接触查验身份证，独立消毒室， 配发洗手液和防疫手册，经过一轮“洗礼”后， 终于可以躺下休息。

第二天早上，网约车准时到达，没想到上车之前司机还给我的行李和衣服消了毒， 让我安心了许多。机场候机的人们更是让我惊掉了下巴，有带着防毒面具的、有穿着防护服的、甚至真的见到了用矿泉水瓶做防护面具的。飞机上，空姐每隔一会就来检查有没有摘掉口罩的，广播中也不停地提醒带好口罩，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快到西安时，每人填写了纸质和电子的登记卡。

落地开机，手机里弹出一串信息，爸妈的、女朋友的、领导同事的，还有西安移动通信公司的，那一刻心中只有安心。

抵达

还没出机场，公司安排的专车司机就打来了电话，浓厚的陕西话竟然让我这个东北人倍感亲切。将近三个小时的路程，一共过了三个防疫站点，依然是“标配”的查证明、查口罩、测体温。当看到单位门口的那一刻， 心里的石头算是终于落地了。门口的工作人员按照流程给我测了体温，登记了几个表格， 说了一句“欢迎回来”。

快到宿舍门口时，远远地看到了部门领导、工会主席，还有三四个工作人员等着我， 我向他们招招手，心里暖洋洋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留观告知书和温度计、口罩和隔离期间的食品，并且嘱咐了隔离的注意事项。

晚上躺在自己的床上，闭上眼回想自己返程这一路，虽然有些坎坷和不安，但感觉始终有温暖在身边。

拿起手机看到疫情已经有了好转，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个站在防疫关卡的警察和志愿者，想到那些奋战在防疫第一线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远离了亲人，他们错过了新年， 他们甚至付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