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亦佳
　　昨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又去出任务了，这次少说也要半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转业后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工人：这一干就是31年。和大多数的乘务员一样，父亲随着火车的汽笛声走遍了地北天南，在颠簸的列车与沉默的铁轨上度过了大半生。但他作为一名党龄32年的党员，又有些不一样，他会“出任务”。我和母亲从来不知道“出任务”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只知道父亲一旦说出这三个字：就是最少半个月不会回家，途中可能只会借站台的座机打回来一两个电话报平安。
　　母亲在电话里稍微地抱怨了一下，但也只是抱怨家中只有她一人显得有些无聊，对于父亲的工作她是能够理解的。
　　因为我的母亲，一个刚刚退休的电力工人，也是一名党员。
　　还记得2020年的春节，疫情的阴云笼罩着全国。彼时武汉正处于疫情高峰期：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创新高，而父亲担当的那趟列车正途经武汉三站中的汉口和武昌。初二下午，父亲接到了列车长的通知，就开始收拾行李。
　　“我明天走车。”“还是走广州？”厨房切菜的声音停了，母亲穿着围裙走了出来。“嗯，还是广州，武昌跟汉口只下不上，我等会儿去单位拿发的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党员先锋队？”“嗯，跟‘非典’那年一样。”
　　母亲叹了口气说：“我明天开始也得去局里值班，县政府那边给开了通行证，早上就去县里。现在封城了，闺女也出不了小区，又得跟她小时候一样当‘留守儿童’咯。”我有些不解，就问母亲：“你们之前不是排过值班，你今年是三十和初四吗?”母亲摇了摇头：“疫情了，好几个年轻人回老家封城过不来，还有几个家里孩子太小得在家照顾孩子，我是班长又是党员，可不就得多考虑考虑别人吗？”
　　“唉，我小时候你过年值班不回来，给我说过几年就能好点，好嘛，这快退休了还歇不下来。”我跟着叹了口气。母亲拍了拍我的背说：“站好最后一班岗嘛，我今天多包点饺子，再给你炒点臊子，你这几天就自己在家对付着吃吧。”大年初三的清晨，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越过秦岭的西北风在沉默又空旷的街道上肆意地穿行，卷起的只有凝滞在冰点气温中的对于疫情的未知与恐慌。我的父亲像往常上班一样，穿上戴着党徽的工服，戴好了口罩、手套，扶稳了工帽，踏上了那辆横穿疫区的列车；而我的母亲，也在她的大衣上别好党徽，独自驾驶着汽车穿越了40公里高速路和30公里的盘山国道，奔赴大山深处的岗位。
　　父母用行动告诉我，党员的使命就是要克服困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从北航毕业进入中航西飞快两年了。在这七百多个日夜里，我切实体会到了攻坚一线任务的不易，也经历着装配现场种种技术难题的磨炼。在工作的间隙，我时常问自己是否能像父母亲一样能克服困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我，坚定地接过了父辈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