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凌在户县李家庄所区。自控所西迁精神纪念馆内部。

工程师李沛丰、杨可丽夫妇在兰州。1966年，跟飞人员在大连研究驾驶仪线路。第三设计室的部分同志在兰州。

黄青
　　航空工业自控所前身航空仪表设计室1957年3月在北京成立，从1957年至1965年，创业者们听党指挥、以身许国，出北京，进甘肃，转阎良，到户县，“八年三迁”，在一张白纸上创立了新中国航空飞行控制、惯性导航专业，用青春奋斗，智慧奉献对伟大的“西迁精神”进行了极具航空特色的生动解读——那就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听党指挥的奉献精神；以航空事业为要、白手起家的开拓精神；以技术进步为核、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以追求卓越为魂、严谨求实的奋斗精神。”
　　自控所的发展历程是一代代航空人航空报国、无私奉献的缩影。为了深挖精神富矿，讲好航空人故事，自控所收集整理、调研采访，积累了大量史料、实物，利用草堂园区原有的上世纪60年代旧厂房，修建了自控所“西迁精神纪念馆”。
　　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庞光镇李家庄，地处秦岭山脉圭峰山脚下。展馆一期面积684平方米。围绕西迁精神主线，全馆分为溯源初心，艰辛起步，向西出发，成长壮大，辉煌成就和航空工业主题展六个展厅。以大量照片、文档、实物、浮雕、立柱等形式，生动体现了航空工业的发展史和新中国机载行业的创立史。在西迁纪念馆的筹备工作中，团队采访了大量老同志，并整理了老一辈航空人感人的“西迁故事”。
　　走，乘东风，到大西北去！
1957年3月，航空仪表设计室在北京正式成立，昝凌被任命为室主任。设计室成立点选在醇王府，出门就是北京后海。
　　为了进一步加速研制工作，根据一机部“科研单位要离开楼院，离开首都”的指示，四局分党组于1958年12月22日决定：仪表设计室于年底前分批迁往兰飞厂（今航空工业兰飞）。经过紧急动员，12月23日，航空仪表设计室整体迁往甘肃兰州，1959年元月，全室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从北京到兰州的整体搬迁。
　　接到搬迁到兰州的通知，大家纷纷积极响应，王德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大字报的标题是：“走，乘东风，到大西北去”，真实地表达了“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安家”的家国情怀。“令人敬佩的是李沛丰工程师，他本来是部机关调来设计室的，搬迁大西北，他完全可以要求回部里工作，继续留在北京。因为他的爱人杨可丽是部计划司工程师，当时仍留在部里工作。”王德金说，但是李沛丰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兰州，直到自控所第三次搬到李家庄后，杨可丽才调来所里工作。说起他把杨可丽从北京调来西北的事，李沛丰只是平和地说：“在哪里不是干工作，只要两人能在一起就行了。”
　　全室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听党指挥，坚决贯彻落实，打起背包就出发，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前进的方向。
　　谁是你阿姨？
1959年1月，设计室从北京整体西迁到兰州。在兰州，大家吃的是粗粮，宿舍就是办公室，白天铺盖卷起来上班，晚上打开铺盖睡觉。这样艰苦的生活状况，和北京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是没有人抱怨和叫苦。
　　西迁亲历者涂云鹤说：“我们喝的是从黄河里挑来的黄泥水，洗手都会沾上黄泥，干了还要搓一搓手上的泥巴。即使是这样，大家仍然惜水如金，因为首先要保证饮用水，必须非常节约，上完厕所都舍不得洗手。”
　　当时兰州条件艰苦到连每人每天一斤粮食都保证不了。甘肃省委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单位开群众大会说明情况，省委报告员讲到最后鼓励大家说：“大困难摆到面前了，怎么办？革命不干了，散伙回家？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坚决革命斗争到底！”
　　员工们热烈讨论，积极奋战，把革命的乐观主义发挥到了极限。很多同志都带病工作，甚至带病加班，工作的热情和干劲异常高涨。
　　杨凤英和丈夫李树桐都是自控所三室职工，夫妇俩当年从北京一起到兰州。“1958年12月，我们接到全体出差到兰州的通知。那时我有三个孩子，儿子6岁半、大女儿3岁半，小女儿才1岁半，刚刚断奶。”杨凤英说，三个孩子交给婆婆照顾，把被子、枕头和几身换洗衣服打成背包，夫妻俩就赶赴兰州参加仪表设计室建设。
　　兰州的住宿条件相当艰苦，男、女同志分住在两个大屋子里，因为宿舍都是向兰飞厂借的，夫妻根本没有条件住在一块。直到后来搬到阎良，才住上了以前部队的营房宿舍。
　　安顿好之后，婆婆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阎良，孩子们和奶奶挤在一起。因为分开的时间长了，孩子和父母还没有和奶奶亲。杨凤英说：“刚开始，我的小女儿对我喊：‘阿姨好’。我就对她说：‘谁是你阿姨？我是你妈！’”
　　作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带着深深的牵挂，舍小家为大家，选择了坚守航空事业。
　　终于吃到了真正的猪肉
总设计师昝凌从北京回到西安，遇到没有车的时候就挤在拉煤车上。当这位国家一级工程师回到所里时，他的衣服、鞋袜，甚至鼻子、眼睛都沾满了煤黑，只有两排牙齿还是白的，而他却丝毫没有怨言。
　　1959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员工们有一年多都没有尝过肉味了，平日偶尔靠人造肉来解馋。
　　张树荣还记得，那年国庆节前，国家给有昝凌这样国家级专家的单位调拨了一点真正的猪肉。昝凌没有留给自己，而是全部送给食堂供大家享用。由于没有电冰箱，室领导又舍不得国庆前让大家吃掉，想留待过节一起吃，结果猪肉稍微有点变味了。
　　所领导怀着深深的歉意专门召开党总支会，决定清洗后高温烹煮。国庆前一天，总支委员先吃，等了大半天，都没有问题，然后再给群众吃。
　　第二天，昝凌站在职工食堂里，看着大家排着队，拿着饭盒兴高采烈地购买肉菜的场面，他不禁流下了眼泪。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老一辈航空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完成了为“东风”107飞机研制601自动驾驶仪第一套图纸的设计，在兰飞厂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下，601自动驾驶仪试验样机包括十几个复杂部件，于1959年8月完成了设计和试制，并进行了开环试验和地面物理模拟试验。这是设计室从研制元部件走向研制大系统的起点，是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标志着设计工作从对单个仪表的改进设计跨入多部件的复杂系统的研究设计。
　　一块焊锡
1966年，621自动驾驶仪在大连进行第二阶段试飞，昝凌一直在距离试飞地点不远的海边走来走去，他对警卫员王宪林说：“这飞机一上天，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海上试飞低空飞行的时候，如果哪儿稍微出一点问题，飞机速度快，一下子就会机毁人亡。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千万不能有一点疏漏！”
　　由于技术不成熟，早期产品的故障比较多，大家把产品排故叫做“割尾巴”。但是故障就像一个和大家捉迷藏的孩子，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同志们戏称故障是“尾巴越割越大”。
　　王宪林说，昝凌总是鼓励大家：“我们就是要探索没有走过的路，当你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也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总是由少到多，越来越多，后来又慢慢地越来越少。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山顶，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621的试飞样机图纸更换了七次，1962年第一次做试验，仅排故试验就做了半年。
　　有一次在大连试飞现场，昝凌发现621自动驾驶仪的机箱中掉出来一小块焊锡，他用纸把这块焊锡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带回所里，随即召开了全所大会。
　　昝凌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自动驾驶仪是上天产品，与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荣誉。我们的产品不能有丝毫瑕疵。焊锡虽小，但是可能会造成短路等故障，引发飞行事故，全所上下必须引以为戒，千万不能马虎大意。”
　　1966年10月，621自动驾驶仪在大连进行了第二阶段试飞，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新中国第一套飞机自动驾驶仪。
　　70年弹指一挥间，一代又一代航空人听党指挥、以身许国，始终与祖国的发展同频同向，培育了崇高的航空报国精神，为实现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到同台竞技的跨越，提供了强大的方向指引、精神滋养与力量保证。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让我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走好新时代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