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东北一个企业调研，该企业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两名年轻工人（都是“80后”）在工作中出了质量问题，企业就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理，还派他们到用户那里去整改质量问题，以加深印象，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没想到的是，这两员工从用户那里回来后，在后来的工作中又出了同样的问题，这就让他们的领导百思不解，怎么会如此不长记性，让同样的问题一犯再犯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他们心不在“焉”，不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对工作不太上心、不在状态，工作结果自然难如人意。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东北这个企业，在其他航空企业也不同程度存在；不仅发生在航空制造业，在其他一些传统机械行业可能更突出。传统制造业如何紧跟时代潮流，始终能够吸引年青一代倾心加盟，成为了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社会生活空前开放而多彩、价值观自由而多元的全新时代，他们用的是电脑和智能手机，通讯基本靠无线网络，甚至打电话都越来越少了，习惯使用微信、QQ等即时聊天工具；他们在学校学过电气和机械知识，但是大部分人从来没有用过电钻、扳手、榔头，没有连接过电线，没有维修过自行车；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拥有“汽车库”可以摆弄传统机电制造，也没有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对机电制造的浓厚兴趣；尽管国内制造业水平还相对较低，但是社会向他们推送的、他们关注的主要是高、大、上的事物，他们看见的设施设备也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但是，一旦他们到传统制造业工作，就不得不从耳濡目染的“超现实”中“穿越”到制造业现实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中，甚至回到与几十年前相差不大的生产方式中，整天拿着工具手工铆接、铆焊飞机，加工零件等，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说实话，对于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现代年轻人是不喜欢甚至是排斥的，即使因生活所迫来这里工作，那也只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让他们真正喜爱、真心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是一个明显的人文问题，但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尽快彻底改变，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就不会乐观。

　　加快推进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吸引年轻人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快推进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改造国内制造业，使之变得更加先进和时尚，更能引领潮流，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所以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着极为重要的人文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到今天也还远没有完成，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所以我们说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又面临信息化的挑战。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长期是引领时尚的。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大清帝国设立了多个枪炮局、轮船厂等制造工厂，设备大多是国外进口的，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也代表着社会时尚，在工厂当工人收入相对较高，也有社会地位，为人所羡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成体系的工业化布局，制造业蓬勃发展，在工厂当工人收入高、有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记得一些八级钳工的工资比有些厂长的收入还高。所以在那个时代，在工厂当工人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当时要是家里有一个人在航空工业工作，那是非常自豪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社会环境更加宽松自由，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各个行业竞相发展也使得就业选择大为拓宽；而相对于金融、电子信息、服务业等行业，制造业的现代化相对缓慢，苦脏累、收入低的特点比较突出，这些因素使得传统制造业曾有的光环暗淡了不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就连航空高科技制造业也不能完全幸免。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航空工业最为困难的时期，许多优秀人才“孔雀东南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愿意到航空工业工作。我当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一个大班一百多位同学，现在已没有几个在航空工业工作了。在技能工人层面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大量年轻人宁愿到酒店当服务生，也不愿意进工厂当工人。这是因为收入更高、环境更舒适，装有中央空调的富丽堂皇的星级酒店很时尚，工作比较轻松，还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这颠覆了中国“技不压身”的古训。按照传统观念，年轻人学个车工、钳工、电工，掌握一门手艺多好啊，当个服务生有什么意思！但现在看来，这批年轻人当时的选择是对的，要是当初去当工人学手艺，结果恐怕还不如现在。当然，现在时过境迁了，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航空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各种人才汇聚而来。但是对于大量年轻的技能工人而言，如果我们的装备和工艺不跟上潮流，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很难让他们真正爱岗敬业，也很难奢望他们有工作激情和工作质量。

事实上，这些年由于国家加大投入，我国航空工业采用了一大批先进的制造装备和工艺手段，早已今非昔比，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数控加工、研发设计等方面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快，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大为增强，现在很多优秀大学生都很愿意到航空工业工作，由大专甚至本科毕业生操作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他们自己也很喜欢、热爱这个高科技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在一些普通机加、钣金、装配、铸造、焊接、维修等传统工种或者是一些辅助专业，设备和工艺进步相对滞后，工作环境不是太好，劳动强度也比较大，对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前面讲到的东北那个国企的两名年轻员工，他们就是在飞机装配线上的。如何尽快推动航空制造业的科技进步，特别是在这些薄弱制造环节的进步，是当务之急，这不仅关系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还关系到对年轻人的吸引。我认为，在当代这个开放社会中，如果某个企业、行业不能得到年轻就业者的青睐，那它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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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央提出“两化”深度融合、“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部署，为我国航空制造业科技进步和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把制造、生产模式打造得更为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接近甚至超越国际先进水平，让我国航空制造业更加先进、新潮、时尚，才能使年轻人向往，把他们的心拴住，以工作为乐、为傲，并为此奉献青春才华。否则长此以往，将来可能连工人都招不到。可能有些老同志会想，我们那代人无名无利的，怎么就能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工作呢？这关键是时代、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了，特别是老一辈具有很强的理想信念，能够把自身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认识，不需要靠太多的激励和约束就能做好。但这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求集团公司下属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紧紧抓住当前的机遇，加大投入力度和工作力度，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先进的生产模式，让航空制造业更加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时尚化，符合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吸引他们，“征服”他们，凝聚他们。

事实上，这在国外也一样。去年7月，美国GE公司CEO伊梅尔特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讲到，过去工人都不愿意到制造业来工作，但是现在又重新回来，又开始热爱制造业了，待遇是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是航空制造业更有趣了、好玩了、时尚了。看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人文意义，不仅在中国十分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律，我们必须要有深刻认识，然后对症下药来解决问题，让我们的航空事业永葆生机和活力，让这个充满激情、时尚的事业永远站在时代前沿。

还要靠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引领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提高航空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除了要靠现代科技的魅力吸引之外，还要靠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引领，二者缺一不可。当前，我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以惊人的深度、广度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方面面，社会环境宽松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丰富多彩，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国外文化强势涌入，国内思想、文化领域“西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尤其在年轻人中“全盘西化”的问题更为严重，这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显著变化，也给文化传承和思想统一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颠覆新中国就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战略目标。有资料称，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组织起草过相关策略，其后被多次修改成为“十条诫令”，成为中央情报局《行事手册》中针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方法。“十条诫令”前几条的主要做法就是对中国的年轻人进行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西化”引导，甚至用一些欧美国家也不耻的堕落行为来误导中国年轻人反传统、反政府、反社会，最终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险恶目的。但对于把中国“和平演变”的目标，杜勒斯意识到不可能速成，他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笫四代人身上。杜勒斯的这种盘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曾表示出担忧，他在1964年谈到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问题时，曾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那么，杜勒斯说的第三代、第四代具体是指哪一代呢？过去对此并没有明确界定。我研究认为，大致可以划代如下：

第一代人，主要是指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代，具体来说是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到1950年出生的那代人。这代人是在共产党人闹革命、打江山时出生的，和老一辈共产党人一起成长起来的，有一部分还参加过革命、上过战场。这一代人受党的教育很深，自身经历或者从父辈那里直接感受过旧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的苦难，所以对共产党很有感情。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进入工厂的就是这一代人，他们讲政治、能吃苦、讲奉献，靠政治挂帅就能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第二代人，主要是1951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抓整顿，实际上从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在这段时间内出生的人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工作在改革开放年代。但他们仅仅靠政治挂帅就不行了，在“包产到户”等改革创新精神的鼓舞下，他们还需要靠激励机制，但只要奖惩严明、激励到位，工作就能干好。

第三代人，主要是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去世以后，到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这代人既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更没吃过旧社会的苦，成长在我国改革发展最好的时期，而且也是政治上最宽松的时期。这代人衣食无忧，思想自由，所接受的信息、选择和诱惑比上两代人多得多，他们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思想转变也更快更频繁。继续用政治挂帅、奖励激励的办法显然是不够的，这既是管理代沟，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还是严重的社会代沟。而现在，这一代新人正逐步成为我国各项事业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出现偏差，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杜勒斯的预言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上，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很严峻了，甚至可以说我们最后的防线，几乎已经垮掉一半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在上世纪末，我就大声疾呼再造魂魄。为什么用“再造”，就是要恢复我们传统的、优秀的精神、文化，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这对企业和国家民族都需要。对企业而言，所谓的“魂”就是要在整个团队中树立起一种精神，而所谓的“魄”就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新的企业组织，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对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就是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一个民族没有“魂”，就无法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把握正确方向，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全民族需要强力回归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

警惕年轻人价值观

“去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确立思想路线的核心和灵魂所在，而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国的“具体实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代年轻人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程度不高。一旦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西方蓄意的“文化围剿”下被颠覆，而不能被年轻一代传承下来，那中国危矣。文化的“根”没有了，何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将被动摇。这是我们要充分认识、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最直接、最具象的元素，或者说对外标识有两个，一是服装，二是语言。从服装来看，我们几乎已经把传统的东西丢光了，一度认为传统服饰是封建残余势力的象征，甚至穿旗袍在文革中也会被批判。现在，来自西方的夹克衫、休闲裤、牛仔服、运动服已经完全垄断了国人的日常服饰，而西装革履则成为了工作服装或者出席正式场合的标准配置，极少有人穿本民族的传统服饰了。甚至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穿一些奇装异服，比西方年轻人更大胆、前卫，至于旗袍、“唐装”等民族传统服装，早已经被“洋装”彻底边缘化了。而从国外看，许多国家在学习引进西方服装的同时，都很重视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服装，韩国、日本、印度等许多国家的人，在重要场合或者传统节日都会穿上他们的传统服饰。

有一个材料说了，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欧美器物、文化、生活方式大量涌入，给日本带来了极大冲击，人们更喜欢穿便捷的西式服装，和服受到冷落。这让日本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他们大力倡导穿和服并身体力行，在许多重要、高端场合都坚持穿和服，最终使得和服较好地保留下来，并成为高大上的象征。现在日本人上班时西装革履，但在居家过日和重要民族节日等场合，和服则是重要的服装。所以像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在“明治维新”以后以罕见的开放心态向西方学习，这是许多国家至今都难以做到的，这也使得他在被美国的铁甲战舰打开国门30多年后，一举成为西方列强；而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其传统文化却又传承得这样好，更是难得。这个现象也值得研究。

目前，“去中国化”问题已很严重，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他更是强调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此外，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

习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振聋发聩、苦口婆心、令人警醒、发人深思。如果我们不去认真抓好落实，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是太不应该了。我们认为，这些工作不能只依靠党和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必须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最近，我们正在考虑组织集团内部力量，编写一套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可以分为初级和高级，并在集团内广泛推广学习，甚至在岗位竞聘、职称考试时，都可以考虑加入相关内容，以此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同时，我们要坚持全集团统一工作服装，否则现在的年轻人上班很可能会穿得离经叛道、五花八门，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当然，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感觉现在很需要设计出以传统中国文化为元素，适合现代人审美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新式民族服装，就像当年的“汉服”、中山装、“唐装”一样成为时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标志。

既要学习好别人的，又要保护好自己的，的确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又必须做好！特别是思想、文化不同于技术和产品，要判断他的优与劣、适合还是不适合是很难的；哪些应该引进或弘扬，哪些应该抵制或抛弃，往往众说纷纭。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命题，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前行。但不管怎么做，都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不能把它给边缘化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很强的容介性的，表现在儒、释、道三种文化之间的循环迭代。它是多宗教“容介态”的结构，所以也是弱宗教特性的；而西方则是单一宗教结构，表现出了强宗教特性。包容性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坚持以开放的心胸吸纳外部优秀文化，持续推进民族文化“容介态”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在对待自身文化传统方面，也要坚持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催生的民族优秀文化，至今仍然璀璨夺目，让我们引以为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今天要继承她也必须全面，既不能“打倒孔家店”，也不能“独尊儒术”，以偏概全。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传统优秀文化（国学）的研究重新被重视，但是过于偏重人文国学，而自然国学却未被重视。其实，我国古代学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十分耀眼夺目。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都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再举两个小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对陨石的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陨石并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国家。孔子在《春秋》中记载：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陨石于宋，五”，就是说有五颗陨石坠落在当时的宋国。《左传》明确指出 “陨石，星也”。《史记·天官书》中说得更清楚，“星坠至地，则石也”。可见，在距今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明白了陨石是天上的星体坠落而成的。而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初一场陨石雨坠落在法国，科学家才了解到它的真相，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

在讲到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很大关系。自那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实现了单一化、大一统，先秦文化中崇尚自然科学探索的“墨家”等学派、学说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总而言之，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能仅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因为这是一个全息性的系统工程，所以还要在生产力发展的范畴和经济基础领域同时推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中航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