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强度试验

耀县时期的所大门

张昕
　　我出生在耀县一个普通的航空家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阎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强度室工作。1965年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航空工业强度所）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建所，父亲从阎良试飞院调至强度所工作，我就出生在这里。当时建所为了响应国家号召，选址在渭北塬上的沟壑之中，黄土高原的沟壑中很难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平地整体建设，所以当时的强度所很多实验室都是分散在河沟不同的支沟里。
　　父亲当时工作的研究室是动强度研究室，坐落在一个叫狐子沟的地方，那里有一处石缝常年流出一股清澈的泉水，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趴在那泉边喝上几口。在单位停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推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拿着各式各样的容器去那里取水。这一眼清泉，也同时浇灌着路边很多菜地，菜地里种植了各种蔬菜和瓜果，特别是种出来的西红柿，甘甜可口，而且还是沙瓤的，在炎炎盛夏，吃上一个在清凉的泉水中浸泡过的西红柿，那种感觉舒爽无比。
　　记得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要去实验室加班做试验，我也非要跟着去看，父亲实在拗不过就带着我去了。当时实验室里正在做一项试验，我看到一个“人”坐在试验台上，设备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便好奇地问父亲：“那个‘人’坐在那上面干什么呢？”父亲给我解释道：“那个坐在上面的不是真人，是个假人，是模拟物，主要作用是考核假人下面的弹射座椅能否经受振动试验的考核。”
　　当时的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新奇。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在单位中我又看到和经历了很多和飞机相关的事情，包括在狐子沟的空地上停放着的一架直升机和一架歼击机，那是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爱玩耍的去处。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摆振试验大飞轮的运输，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大飞轮自重约六十吨，直径约五米，当时国内能够进口到最大的载重板车只有四十吨，需要经过特殊改装和加固后才能完成运输任务，且大飞轮从铁路货运站下了车皮后，还需要经过十几公里的山村公路运输，途中还必须经过一座小型石桥，别无其他路径可选，石桥的设计承载只有二十吨，以当时的条件，运输难度可想而知。最终经过多方论证和对桥梁的改造加固，并挑选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亲自驾驶。运输车辆通过桥梁后，桥面和桥墩的基础被压下沉了十余厘米，总算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当时运输车经过我们家属区旁边的公路时，路边聚集了很多职工和家属观看这一盛况。最终，将大飞轮安全运输到了耀县马嘴沟的摆振实验室，完成了当时国内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摆振实验室建设。
　　高中毕业考大学，根据我的估分，父亲给我报了西北工业大学，这所隐秘低调的大学也正是我父亲当年读书的学校，我和我的父亲前后差了整整三十年入校。入校后，父亲当年的一位老师，也是西工大著名的气弹专业专家赵令诚教授，到新生宿舍看望学生，并细心询问每一位新生都是从哪里来的，当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从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考来的，他就又饶有兴趣地问我：“你的父亲叫什么？”当我说出父亲的名字后，赵老师马上又说：“你父亲我知道，他是我带的第一届强度专业的学生，你这是子承父业呀，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更大的贡献。”
　　一晃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我也如愿地分配回强度所工作，而且还是二室动强度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开始从事振动环境试验技术研究，当时西安的航空声学与振动强度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还没有建成，振动环境实验室还在耀县的狐子沟，有一次刚好一个单位的客户过来做一项试验，试验件到了实验室后，我一看还是飞机的弹射座椅，也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跟随父亲在实验室看到的那个试验，只是现在是经过改进的型号。进行试验时，依然需要安装一个假人坐在座椅上，同样的场景，近三十年后再次重演，此时的我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继续着航空事业的征程。
　　我的女儿前几年考大学时，我们非常希望她能考取西北工业大学，但是事与愿违，最终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取。本科毕业后考取航空某单位的研究生，也继续走进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进行研究生基础课的学习。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三代人都经过西北工业大学的培养，而且也是三代人都从事航空事业。
　　随着国家三线调整，航空工业强度所也在九十年代初从耀县的小山沟搬迁至西安，并在阎良航空城和上海浦东建设了新的试验基地，我们国家今天的科技实力也已今非昔比，新建的实验室、最新的试验及测试设备、不断完善的装备研制体系，年轻的优秀人才逐渐担当起重任。但我们的事业和目标没有变，我们的航空情结没有变，我们将继续奋斗和拼搏，不负此生航空梦。